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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弦 王靖 出处:IT时报


【导读】总有人在耳边眼前絮絮叨叨信息化生活的诸多便利、数字化社会的美好前景。


  我们每天打开报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的时候,总有人在耳边眼前絮絮叨叨信息化生活的诸多便利、数字化社会的美好前景。诚然,这就是数字信息化的舆论主流,而且大众也正在切身感受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给自己生活工作模式带来的从形式到内容的丰富与快捷。然而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规律,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都不可避免对先前的社会关系、运行规则带来新的修正、重塑乃至颠覆。所谓“天变,道亦变”。虚拟世界就是如此客观真实地存在,这个世界里的道与真实世界中的道,比如人理天伦,究竟是何种关系?并行不悖,抑或是此消彼长……


  数字文明的另一种担忧


  “你的这项发明,只会使得学习者的心智变得健忘,因为他们不肯多用自己的记忆,只相信外在被写成的文字,不肯花时间记忆自己。你授予令徒们的也不是真理,而是外表看似真理的东西。他们将会看似无所不知,真实上却一无所知。他们将会成为令人厌倦的友伴,表现得好像充满智慧,事实却徒有其表。”古埃及法老王图哈姆斯如是教训文字的发明者多斯。一语未必成谶,却由此拉开了技术进步与文明衍迁的千年互动。这个过程使人类在喜悦期盼和痛苦迷茫中一次次峰回路转,在现实的可知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之间完成世代更替。


  回首来时路,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决定性改观,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又毫不犹豫地冲击前一个文明孑遗下来的标准价值观、道德、社会伦理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概莫例外。


  而最令人苦恼和困惑的时点,就在于旧的体系已经铁定要松动和变异了,而层出不穷的“闻所未闻”或“肆无忌惮”却在新技术的保驾护航下不知将把主流带向何方。


  在这时代的拐点上,往往有一些近似巫术的思想者跳将出来,以不祥的预言与普世化的技术欢乐拉出一道道“二律背反”。很不幸的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明白无误地显示,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当时既非空穴来风,事后也并非全是杞人忧天。在准确、部分准确、不准确构成的三维空间里实现了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现在该轮到信息社会了。


  1932年英国小说家赫胥黎发表了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预言人们将越来越依赖智能化的技术而变得傻瓜化、庸俗化、空虚化,所有人都在技术带来的浩瀚如海的信息里变得日益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里。事态未必最终会恶化到这个地步,然而正如著名文化研究和批判家波滋曼指出的那样,技术是一种思想体系,数字化技术的引入无异于一场颠覆性的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那么在进入新时代的端口便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阵痛。


  以互联网为例,世界各地近10 亿的在线民众(以及他们共享的知识、社交关系、在线声誉、计算能力等)正迅速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集体力量。按eBay创始人的说法,这个巨大可怕的有机体正使“力量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无论身处何地都将走到一起,使用互联网颠覆参与其中的活动。”这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互动联系模式正在显示其巨大的力量: Blog击倒了CBS主持人Dan Rather,动摇了媒体权势集团;全球开放源代码Linux的程序员甚至使强大的微软感到棘手;网格技术使数百万志愿者的PC连成超级计算机,帮助预测全球气候变化,分析基因、发现新星……但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急速发展也在向传统技术伦理、商业伦理、经济伦理、传播伦理等发起全面的挑战。


  BBS、Blog上的许多内容在现实世界中的媒体上永无出头之日,在虚拟世界中却得以安营扎寨。这种由技术带来的民主空间却未必必然导致信息对称。信息可以被注水、捏造;是非不分、美丑颠倒的价值观也可以聚啸山林,不负责任的思想可以煞有介事地串联……


  姑且不论为人不齿的网骗、网盗、网赖,即使是信誓旦旦的拥趸们也随时可能出尔反尔。苹果的爱好者网站关键时刻泄露未经发布的产品秘密;自行车锁制造商 kryp?鄄tonite试图诋毁一部展示如何用BIC笔打开自行车锁的博客录像,但这段录像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结果迫使该公司花费1000多万美元更换车锁。诸如此类构成了一系列商业伦理、经济伦理的难题。


  换言之,现实世界里“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取向在虚拟世界里得到前所未有的固化、强化。传统伦理在数字社会中的嬗变苗头明白无误地提醒我们,切莫被前后左右铺天盖地的“数字生活带来便利”的舆论冲昏头脑,无论你以何种社会角色面对数字社会,都需要做好一定的思考和准备。


  技术的副产品


  电脑动画设计师小陈喜欢在工作时打开自己的IM(即时通讯)软件,于是不定期就会在IM软件上遇到朋友和同事“主动”传来一些包涵有趣内容的文件。正当他打算接收这个文件并借此放松一下时,对方却会忙不迭地通过IM软件告诫他:“我的IM软件‘中毒’了,正在自动向外扩散病毒文件,千万不要接收由我传来的文件!”


  这一幕经常会在我们身边出现,其演绎方式也有多个版本。一个比较糟糕的结局就是我们已经接收了可疑文件,文件中所隐藏的病毒开始攻击我们的电脑,并控制我们自己的IM软件,令其自动向更多的人传送藏有病毒的文件。


  “病毒攻击变得越来越狡猾了!”是我们对上述情况的一个普遍反映。但这不仅仅是狡猾。2005年初,一种名为“性感烤鸡”的病毒就通过某知名IM软件广为传播。用户接收并打开一张烤鸡图片后,电脑就陷入了死机状态,病毒会利用该IM软件向外大量发送病毒文件,除了消耗系统资源之外,还会在中毒电脑里放置后门程序,使黑客可以远程控制该电脑。当时,金山反病毒专家戴光剑曾对媒体表示,估计“性感烤鸡”病毒至少会造成全国上万台电脑中毒。


  “病毒攻击者利用了我们对朋友的信任。对于IM软件名单上的大部分朋友,我们是彼此熟悉的,知道对方不会故意向我们传来藏有病毒的文件,因此会对朋友通过IM软件传来的文件放松警惕。一旦我们不检查也不向对方确认安全,就会给病毒留下了机会。”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李伦认为,这是一种由互联网引起的深刻矛盾,“互联网对人们彼此间的沟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由于病毒攻击的潜在威胁,人们对互联网上的沟通又被迫心存戒备。”


  戒备来自深刻的教训。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统计,2003年7月冲击波病毒出现后24小时内,全球超过140万台电脑被攻击,大量网络瘫痪,造成数十亿美金的损失。2004年1月MyDoom病毒通过大量垃圾邮件攻击网站,给全球经济造成300多亿美元的损失。


  目前,攻击性日益强大的病毒正在借助互联网肆虐,针对2004年全年及2005年上半年的有关情况,多家网络安全服务商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木马病毒、后门程序和蠕虫已成为威胁性最大的互联网攻击手段,并直接影响数百万台电脑及众多机构、家庭。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四处破坏的病毒并非全部出自那些专门的犯罪团伙。比如19岁德国少年Sven Jaschan,在被捕后承认自己于2004年编写了电子邮件蠕虫Net?鄄Sky和振荡波。性格腼腆的Jaschan编写蠕虫的最大动机不是为了牟利,而是要以此让人们能够关注他,甚至感谢他,因此他编写了蠕虫NetSky以对抗另外两种蠕虫。同时,Jaschan的同学在得知他编写病毒的技能后,也并未觉得不妥,反而鼓励他编写更恶毒的病毒,于是他又编写了蠕虫振荡波。


  “互联网技术已经出现被少数人滥用的迹象。人们甚至开始怀疑,互联网技术是否还是中立的?到底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李伦教授认为这反映了技术伦理所思考的一个基本课题,“由于技术与价值没有必然联系,所以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因此互联网引发的问题,和互联网技术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李伦教授告诉记者,技术伦理的决定要素并不是技术,技术可以既带来好处也带来坏处,关键要看人类怎么控制、运用技术。


   “理性直接影响着技术伦理。我个人认为理性至少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上海青年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抱弘解释道:“工具理性是指人类为了处理日常生活都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的、底线的社会规范,带有一定的实用性;价值理性即人文理性,是体现人文追求、比较高层面的理性。互联网中黑客的行为,主要是由于缺少价值理性的自律,于是在互联网这样一个缺乏直接约束的环境中,黑客出于某种目的,比如自身具有的叛逆性,就会突破工具理性的限制,进行种种违规的操作。”


利益下无奈的伦理


  Sven Jaschan在2004年内炮制了两种全球“最厉害”病毒。不过,德国当地法官考虑到Jaschan在编写这两种蠕虫时尚未满18岁,因此只处以缓刑 21个月和约15万美元的经济赔偿。年龄最终让Jaschan侥幸逃避了严惩,但这个“免死金牌”也让别有用心的人看到了法律的空隙。


  像Jaschan这样为了炫耀而编写病毒的例子已经不再是少年黑客的主流,更多14至18岁的少年黑客已经开始被隐蔽的犯罪团伙所控制。他们曾用来追求刺激的技术手段,现在被用以在数以万计的电脑中安放间谍软件、窃取各类机密数据。幕后的控制者为这些少年黑客提供报酬和技术支持,而一旦少年黑客被捕,年龄可能会成为他们逃脱的“法宝”。


  少年黑客常用的手段包括记录键盘敲击的间谍软件和钓鱼诈骗攻击。前者是一旦浏览器出现“账户号码”或者“我的账号”时,间谍软件便开始记录,并从中分析出真正的账号及密码;后者是欺骗人们输入个人信息进行身份证盗窃或者伪装成要求用户验证身份的金融服务进行诈骗,花样十分繁多,关键之处就是要人们在互联网上直接输入真实的账户信息,骗取用户账号。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推测,2004年内包括这两类手段的网络犯罪造成损失高达4000亿美元。


  有分析专家甚至认为,2005年上半年全球没有爆发大规模流行的电子邮件病毒,恰恰证明一些高级黑客已经开始转移注意力,由单纯攻击互联网漏洞转为通过攻击特定行业、人群而为自己牟利。很遗憾,这个判断现在已经成为了事实。


  2005年6月中旬,美国约4000万个信用卡账户资料落入互联网黑客之手,甚至连大洋彼岸的中国也可能有8000多名用户受此波及。同时据IBM在近期发布的“全球业务安全索引报告”中称,IBM根据2700个安全专业人员和全球50万个监视设备共同收集的数据发现,2005年5月份的网络钓鱼攻击比 4月份激增226%。


  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利益趋势,其次是大部分国家对保护数据安全的立法依然欠缺,对蓄意的黑客缺乏足够威慑。此刻,商业伦理似乎在互联网中处在了利益的下风。


  “商业伦理的关键是,营利的手段方式是否对文明产生了影响,如果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对社会就是危害。提升商业伦理需要一个漫长的教育过程,在教育的同时应当配合严惩,令别有用心的人发现,在互联网上违规操作的成本、代价也是很高的。”孙抱弘副会长认为,必须如此才能保证一个良性的整体环境。李伦教授也表示:“在互联网上,一部分黑客已经沦为利益和竞争的工具,是工具化的一种表现。这些黑客的进攻已经不是自发行为,而可能是某些企业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雇佣黑客攻击其竞争对手。这实际上是假借黑客之名,性质却和现实社会上打砸竞争对手店铺是一样的。”


  在谴责黑客借技术牟利的同时,在互联网上肆意进行的非法下载,也成为了“商业伦理缺失”的一个注脚。“随意下载软件、影视音乐作品的行为,几乎举不胜举。”李伦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和一般的物权、财产权有很大的不同,它并非是随主体与生俱来,而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出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借此来保证人们的创造性。但是若因此给其他人带来很高的使用成本,限制了一部分人的使用,这种创造又有什么意义呢?” 李伦教授进行了一个对比,“倡导免费的资源在互联网上也是大量存在的,比如Linux操作系统。如果只能依靠经济利益来促进人们的知识创造,这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有悖于人类文明。”李伦教授告诉记者,互联网不断发展的现实可能会令思路和营利模式发生改变,“2000年时互联网经济一度进入低谷,当时的营利模式似乎都行不通,但事实上随着思路的转变,人们在互联网中又发现了许多新的营利模式。将来,唱片、电影甚至软件是否只能依靠在互联网上出售拷贝才能营利?是不是可以转变为‘薄利多销’的方式?”
 自由传播的底线


  2005年6月2 日,互联网突然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儿童节”礼物。当天,某网站论坛上贴出一篇名为“600位艺人的电话号码”的帖子,这其中不仅有章子怡、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等艺人,也有巴金、池莉等知名作家。有追星族看到帖子后试着拨了几个号码,发现接电话的人竟然真的是明星。于是,短短一夜之间,这个帖子被人在国内大小网站多次转载,按此向明星打电话的人也乐此不疲。只是苦了名单上的艺人,被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证电话搞得不堪其扰,纷纷拒接电话、转到秘书台、关机甚至考虑换号码。整件事情在6月上旬闹得沸沸扬扬,全国的网站、媒体、好事者都借此好好“娱乐”了一把。倒是这份电话号码名单究竟出自何人之手,至今没有下落。


  借助互联网,爆炸性的新闻可能随时出现,但源头则可能仅仅是某人的个人行为。


  “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中,传者与受者的界限也往往不再绝对,一个人可能同时既是传者又是受者。”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吕耀华解释道,受者的被动身份已经不复存在,只要受者愿意,立刻就可以成为主动的信息传播者。“互联网提供的互动平台,使得信息传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受者不仅可以方便地接受信息传播,而且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这一方的信息,极为充分地行使信息传播自由的权利。由于广大的受者亦可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与扩散者,过去那种仅由少数人充当传者、大多数人只能充当受者的现象就不复存在了。这样,信息传播自由就真正成为人人都有可能享有的权利。”


  既然人人都可以成为互联网上信息传播的源头,如果控制不力,信息所导致的可能就是严重的损失。


  2005年5月7日,国内某记者偶然发出一篇关于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的影响的文章,该报道随后被翻译成英文被国内某大网站转载,而密切关注人民币走势的海外媒体便据此判断并且宣称中国将立刻宣布人民币升值。这则消息立刻引起了全球外汇市场上大量热钱的疯狂,世界各地的外汇投资人和经纪们都为此消息忙碌不已。然而最终,这一切被证实只是源于一次错误。


  同样的事例其实早已发生多次。美国一名 23岁大学生曾在网上发放有关Emulex科技公司的虚假消息,使其股价在一天之内下跌六成。美国另一名15岁男孩列别德以8000美元低价购入一些不受注意的股票,再以多个假名在Yahoo BBS上吹捧它们,最后高价卖出这些股票获利24万美元。


  “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来说,自由固然已经不成问题了,”吕耀华教授认为,“如果将互联网视为是绝对的自由空间,反对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限制,这样的绝对自由实际上是任性妄为,是对于真正的自由的曲解。如果缺乏基本的秩序,互联网就会乱成一团。各个人的任性妄为势必会造成相互间行为的矛盾与冲突,最后导致相互否定,从普遍的任性妄为走向普遍的难以作为。因此,允许在网上任性妄为,就会逐渐消解网上的基本秩序,最终会导致真正的自由在网上无法找到立足之地。”


  维护网上的基本秩序从而保证人们自由权利的实现,就必须对网上自由给予一定的限制,把自由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以防止其演变为肆无忌惮的任性妄为。


  在进行秩序管理的同时,孙抱弘副会长也认为应该对互联网的内容比例加以调控。“传播素质是国际上正在逐渐被大家所接受的观点,利用互联网所传播的信息,究竟应该用何种价值来判断?”孙抱弘副会长表示,对于目前互联网上个别群体,单纯为了赚钱或者物欲的刺激,大量传播一些暴力、黄色的信息,“这就急需传媒各方都有更高的素质来约束它,提升互联网传媒素质。否则,缺少人文教育、人文追求的互联网,只会为不适当的信息留出空白和盲区,在内容上出现进一步恶化。”


电子商务下的新经济伦理


  2005年7月,eBay的网上支付平台Paypal正式进入中国市场。Paypal将要在中国开展的业务,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已经早在做了。而且,阿里巴巴CEO马云对Paypal的出现,还是一贯的气定神闲地通过媒体放出话来:“阿里巴巴之所以能成功,建立本土化信用体系是关键,跨国电子商务公司必须建立本土化的信用体系,这是竖立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门槛。”


  在中国电子商务迅速成长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明显意识到中国信用体系上的差距。“缺乏信用机制,已经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李伦教授觉得互联网的出现对于建立一个涉及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是一个重要的机遇,“电子商务加速了信用体系建立的过程,而且覆盖面甚广的C2C,也在短期内对许多人实现了信用教育,民众已经普遍对信用体系提出了要求。”


  但现实总是会滞后,信用也成为了少部分人的砝码。一些人利用C2C网站中相关规定的漏洞,在这些网站的信用体系中粉饰自己,甚至有人将此“获得”的高等级信用度公开出售。“这种方式无疑是破坏了C2C网站内刚刚建立的信用标尺,大家又一次丧失了彼此信任的基础。”吕耀华教授对这类现象非常遗憾,“少数人的短视,很可能会危及集体的长远利益。”


  孙抱弘副会长认为,经过时代变迁,信任这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其内容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传统的信任是血缘信任,彼此间的亲情、血缘关系是这种信任的基础。而现代的信任是制度信任,人们遵守制度将获益、违反制度将受罚,在制度强有力的奖惩保障下,人们彼此间实现信任。”孙抱弘副会长告诉记者,如果要使绝大多数人能够共同认同制度信任,这就需要法律规范的介入,通过一系列的举措鼓励正确惩治错误,产生示范效应,同时以具体的制度来不断约束、引导电子商务。


  大多数人显然还没有认同制度信任。“先进的电子商务竟难以顺利地取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交易模式。不少商家为什么不愿意采用电子商务模式呢?原因就在于买卖双方都认为还是当面交易彼此放心。”吕耀华教授表示,这意味着人们对电子商务交易的相对方的信用还是没有把握。


  电子商务企业也显然愿意主动进行一些探索。阿里巴巴就通过诚信通如实记录企业在阿里巴巴上任何一个小动作,然后公开出来,成为阿里巴巴内部一个交互式网上信用管理体系。这种内部尝试,正在向外扩展,招商银行已与阿里巴巴合作,将诚信通记录作为考核企业资质的一个标准。


  在吕耀华教授看来,信用与诚实有一定关系。“诚实是信用的基础,不诚实必然也不会讲信用,但诚实又不等于信用。”例如,某商家在承诺时可能是诚实的,但在履约时遇到一些困难,如仍按合同履行则会给自己带来某些不利,那么,原本诚实的商家此时亦有可能违约,甚至“诚实”地坦言自己不想履约的原因。“因此,电子商务活动不仅需要参与双方的诚实,而且要以信用为长期交易的保障。”


  “电子商务正在推动新的经济伦理出现,这种经济伦理的基础就是尊重、公正。”吕耀华教授解释,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一般的尊重具体化为对于人(或法人)的特定权利的尊重,例如对人格权、隐私权、知识产权的尊重等;而公正则是要求平等待人,电子商务活动中,公正表现为参与交易活动的双方,在权利与义务上是彼此对等的。


  “作为弱势的客户必须时刻尊重作为强势的电子商务网站,否则便无法享受网站提供的服务。但同时,网站也要尊重客户留在网站内的许多隐私信息。”吕耀华教授认为这类信息尽管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但网站还是应当恪守正规准则。同时,当不同伦理环境中的商家与个体在建立电子商务关系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因伦理背景的不同而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在双方之间首先达成最基本的伦理共识,消除分析,认同一个动态的公正原则。”


  数字社会伦理:与互联网无关?


  互联网发展至今,已经对人类传统伦理在技术、商业、传播及经济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几位专家在采访中不约而同地表示:如何解决这些影响与冲击,却与互联网本身并没有关系。


  因为,根源依然存于一个古老的课题———人类本性。那么,互联网究竟在这个伦理冲击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将互联网与伦理冲击相联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互联网独有的特性,使很多问题变得更为突出。”李伦教授认为,互联网最独特的特性就是全球性,其次是可控性比较弱。“对于这一点,有的观点认为,互联网分为可控层面和不可控层面。其中代码、编程是可控的,而互联网构架本身则是难以控制的。”目前全球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们不需要过高成本,都可以轻松接入互联网,而且由于具有匿名性,上网行为本身也是难以控制。这种可控性比较弱的特点,就使某些人敢于在互联网世界中“胆大妄为”。“互联网的第三个特点是崇尚自由、共享。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自由共享精神一度只能是理想,当互联网出现之后,自由共享就变得很现实。”


  李伦教授告诉记者:“引发伦理冲击的问题一般多是非常传统的问题,但互联网的三个特性使这些传统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孙抱弘副会长也认为:“在人类本性上,这些在互联网中存在的伦理问题自古便有,而且不可能根绝。只有通过不断加强价值理性的教育,以价值理性来调控、统治工具理性。互联网中这类问题激化的原因,恰恰是互联网上价值理性的缺失,造成某些人为了各种目的,以一种工具理性去破坏其他工具理性,不同的工具理性间发生冲突,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要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要使互联网改变自由开放的根本形态,彻底改变互联网硬件机构和基础协议。但互联网本身的基础协议就是以自由开放为目的,进行根本修改是不可能的。因此,有观点认为与其如此修改现有的互联网,不如索性重新建设另一个新的互联网。”李伦教授表示:“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接入登记制度、网吧身份证登记制度正不断完善,这实际上从接入和上网行为这两个环节进行规范。同时,互联网内容的传播也开始规范,CP/SP需要遵守准入制度并登记备案,由经营者和维护者对各自网站内容进行即时控制,减少互联网上的不可控因素。”


  但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一再证明,通过法律和规定来监控互联网上的各类行为不可能杜绝所有问题,只能是使互联网各层面在某个时期某个状态下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李伦教授说: “这和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情况也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伦理、道德就非常重要了,可以用来填补法律和规定的空白。”孙抱弘副会长也认为,人文教育的展开可以对互联网伦理冲击起到抑止作用。


  李伦教授表示,目前对互联网伦理冲击的关注将是暂时性的。“目前互联网还没有完全普及,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新生事物,观念上依然把它当成一个外在事务,没有内化为普通的观念。如果互联网发展到像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话一样普遍的话,人们可能就不会在谈论互联网伦理冲击了。就如同我们现在不会因为骚扰电话而谈论电话伦理一样。”待到互联网完全融入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互联网所引起的问题将视为一类日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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